DeeNow的豬腦人生。【電影、推理、動漫、音樂、日劇、KUSO】：

寫於2008年二月二十八日（2008/02/08）：
整理出這篇文章，我並沒有個人政治立場，只是想整理出＂應該知道＂的事情。
所以沒有讓人回應，因為政治和宗教一樣，是一種信仰，信者恆信，有理說不清的。
而我是個類無神論者，我最討厭盲目崇拜和瘋狂信仰。我很少提政治，因為：

第一，我不是專家，只是販夫走卒，沒有大智慧。也沒有精闢的意見。
第二，每個人都是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誠如有一大堆的人，還是認為二二八是暴動，
　　　就好像中國民眾也只願意相信屠殺西藏是因為暴動。
　　　就好像日本人民還是不願相信有南京大屠殺這件事。

所以說，人類啊，一但觀念被灌輸，就難以改變，只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事。

我想，歷史不該被遺忘。面對二戰的日軍南京大屠殺，以及中共的血洗西藏，或六四天安門事件。
我都覺得，歷史應該探求真相。也許會碰觸一些人的傷口，或是另外一些人不願面對的真相。
猶太人一直在強調自己悲傷的屠殺歷史，沒錯，值得平反和尊重，但換了時空和立場，
以色列也曾經在黎巴嫩戰爭時，參與大量屠殺巴人，忘了自己曾經唾棄和批判過人類屠殺史。

比方，亞洲大部分的國家都批判日本不願對二戰的侵略及屠殺道歉。
但是，一但換個立場，中共也不曾對六四天安門事件和屠殺血洗西藏而道歉。
只強調是對方暴動，和二二八事件非常相似，當年的國民黨政府，也一直以暴動來定位二二八。
二二八和西藏的流血歷史非常相似，同樣的，當權者封鎖新聞，敢報導真相都死無全屍。
而且對外或對國際，一樣把官逼民反，宣稱成是暴動，
一再強調手上有武器的自己的受害者。一樣強調是有心人仕的策動，
西藏人在自己的出生的土地上沒有自由，經濟和商業和政權，全部被漢人控制，然後再反控在地人暴動。
而當時的台灣人，一樣沒有自由，在出生的土地上被欺壓。被屠殺。

所以看到西藏，以及中共極力強調的暴動。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有智慧的人要探求的是真相，而不是片面之詞。
我一個同事說，西藏人暴動本來就該死，這種心態我能說什麼。
日軍侵華的歷史也一樣，只要是屠殺，不管是日軍或中共，人類的標準應該是一樣才對。

對於二二八，整理出這篇文章，不是要批評現在的國民黨。
我也不覺得民進黨執政時期有多好，也確實不好，做人不能雙重標準。
雖然民進黨創黨時期理念是崇高的，一群人願意犧牲性命。
但權力使人腐化。民進黨和國民黨也沒什麼二樣，爛，政客都爛。
人民要有智慧和理智，不要被洗腦，也不要被政治二分化，民眾不應該有色彩。
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政治二分法），而且以台灣意識早已感動不了台灣人，
台灣人不在乎意識只在乎經濟，白話一點很多台灣人心中只有錢。

其實任何主義或政黨，在創黨時期都是崇高而偉大的，但也都會腐化，
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創黨時，都是不畏強權只為人民的福祉，
但歷史證明，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政黨是人來管理，
但只要是人類都會腐敗、墮落，都一樣黑暗邪惡。

與其說，我痛恨所有政客，倒不如說，我對人類的邪惡本質有一定的了解。

對於人類的屠殺歷史，我非常贊成放下仇恨，但是要受害者自發性的放下仇恨。
而不是由加害者，既得利益者，或權力者來主張放下仇恨。
比方，華人向日本人抗議南京大屠殺歷史，日本人不承認卻主張放下仇恨。
比方，猶太人向德國人抗議二戰屠殺歷史，德國人不承認卻主張放下仇恨。
比方，西藏人向中國人抗議血洗西藏歷史，中國人不承認卻主張放下仇恨。

放下仇恨是對的，也是應該的，是崇高的，但由加害者來主張簡直是莫名奇妙。
如果你爸媽兄弟姊妹被無故屠殺，而加害者一直抹黑成暴動，最後卻叫你放下仇恨。
（你、聽、得、進、去、嗎？）
如果是我的家人被殺，兇手叫我放下仇恨，我一定會想：放你媽啦。
我了解至今有很多人至今仍否認有這般屠殺歷史，加害者否認屠殺，＂很多加害者害怕面對歷史，選擇否認＂，就像是很多日本人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就是中國人不承認血洗西藏一樣，甚至選擇只相信自己被洗腦的事情。

項目9.2的受難者列表這個項目請詳細看，雖然被世人遺忘了，但這是受害者的靈魂與血淚
以下所列人物，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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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出處：維基百科）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至5月間發生的大規模衝突流血事件。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臺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
翌日並觸發臺北大批市民的暴動、示威、罷工和罷市。同日，居民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抗議，遭駐署的衛兵攻擊，
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所累積的省籍、族群衝突。
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軍部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傷亡；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數萬人的概估。

由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官方與名學者支持組成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指出，
二二八事件發生主因是：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不當及不講求改革之道、
事件後擴大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而該鎮壓行為亦造成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不過仍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的原因之一。



聚集在專賣局臺北分局門口的群眾。時間為1947年2月28日


專賣局臺北分局所在重慶南路的現狀，(圖中左起第二棟彰化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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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時代背景
* 2 主要原因
　　　　　o 2.1 戰後經濟問題
　　　　　o 2.2 國府官員與軍隊素質
　　　　　o 2.3 隔閡、誤解與不平等
* 3 事件經過
　　　　　o 3.1 導火線與臺北的動亂
　　　　　o 3.2 初期的政治交涉與武裝衝突
　　　　　o 3.3 高雄的軍事鎮壓
　　　　　o 3.4 國民政府派軍來台
　　　　　o 3.5 清鄉、掃蕩與屠殺
* 4 各族群在事件中的角色
　　　　　o 4.1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o 4.2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
* 5 影響
* 6 受害者的平反
* 7 政府態度
* 8 兩岸對二二八事件的評價
* 9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o 9.1 罹難人數
　　　　　o 9.2 受難者列表
* 10 相關史料與研究
　　　　　o 10.1 事件親身參與者的口述歷史
　　　　　o 10.2 官方重要史料彙編
　　　　　o 10.3 相關學術研究
* 11 其他
* 12 註釋
* 13 參考出處
* 14 參見
* 15 外部連結
　　　　　o 15.1 一般網站
　　　　　o 15.2 美術、影片、圖片
　　　　　o 15.3 線上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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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時代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無條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國移交戰爭中的佔領區。1945年9月9日，在中國大陸地區，
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
當時戰敗國日本由美國接管，因此臺灣便在美國任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的指示下
交由中華民國政府進行進行接管。<中國在當時陷入國共內戰。由於國民政府財經政策在1947年之後失當、
貪污問題日益加劇；在戰場上東北戰略失算、國民黨軍逐漸陷入被動，相較之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龐大。

由於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以及託管初期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叢生、軍隊形同盜匪，
加上國民政府內政、軍紀管制政策不當，通貨發行失控，兼以民生物資匱乏，造成惡性通貨膨脹[1]。
在中國本土，中央銀行先後發行的法幣，金圓券幾近崩潰。台灣情況較中國大陸狀況為好，但因當時於台灣的國民政府大量將島內物資運往中國大陸，
導致比起日治時期，台灣的經濟民生混亂程度鉅幅增加
(由後來的幣制改革 - $1新台幣換$40,000舊幣可見其為害之烈[2])，使當時台灣人民多有怨言。

因為經濟崩潰及行政長官公署內部嚴重貪污問題，還有國民政府在官職、公職、
各級企業及其他方面對大陸中國人和台灣人有不平等的對待，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時的文化界和學生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
對此，陳儀為首的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緊經濟』的政策。
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
另一方面則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中國大陸貿易的經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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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要原因


　　2.1：戰後經濟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空襲台灣，重創台灣產業，導致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
工業產值更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
重建工作困難。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物價秩序混亂。
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台灣嚴重的通貨膨脹。

此外，官方一方面將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直接收為私有，並拆裝賣往中國。
另一方面，延續日本殖民政策，壟斷台灣的經濟（如：煙、酒、糖、樟腦等的專賣），
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由於日治時期台灣人便視「煙酒專賣局」、「台灣製糖會社」等公司
為日本殖民制度之表徵，因此產生「以前受日本人欺負，現在受中國人欺負」的感覺。
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會發生在查緝私煙上，也與這些政策不無關係。


　　2.2：國府官員與軍隊素質

當時接收台灣的政府官員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
接收台灣的軍隊則是軍紀敗壞(軍人任意偷搶，坐霸王車、吃霸王餐更是家常便飯)。
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高行政效率、紀率嚴明成為強烈對比。
除此，接收台灣之外省籍公務員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也常為媒體所記載。
至於軍紀方面，則時有強買勒借，乃至姦污婦女，動輒開槍傷人的行為。[3]


　　2.3：隔閡、誤解與不平等

甫歷經中日8年戰爭來台的中國人對於台灣與他們所謂「內地」的文化差異感到十分適應不良，
當時台灣剛經歷五十一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到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味，令中國人難以接受[4]。
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卻出現踴躍投軍的現象，
1943年自願提出申請人數更高達60萬以上，許多中國人因此遷怒於台灣人。
加上對戰前臺灣情勢的不理解，有一些台灣人被視為漢奸，並受到緝捕。
上述原因造成陳儀的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中國大陸人士更是對台灣人十分不信任，
認為台灣人被日本「奴化」[5]，這些誤解造成當時的台灣人無論在社會權力或工作職位上
均遭受不公平對待，即便台灣人士有所辯駁，例如話家王白淵1946年在<<政經報 >>發表的社論
<告外省人諸公>：『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
只以為不能操漂亮的國語，不能寫十分流利的國文，就是奴化。
那麼，其見解未免太過於淺薄，過於欺人。[6]
當時台灣人士仍舊飽受不公平待遇，眼看中國人士霸佔中、高階級以上工作機會，
甚至有牽親引戚的不法行為，讓各階層台灣人士均十分不滿。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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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事件經過


　　3.1：導火線與臺北的動亂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
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
在臺北市的天馬茶房前(今 延平北路附近)，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
查緝員沒收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而林婦表示家計困難而跪地求饒。
但是查緝員一直堅持不讓步，使周圍民眾越聚越多，之後林江邁被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公然擊傷頭部。
民眾目睹此景後，因憤怒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等人開槍示警，
卻失手擊傷了市民陳文溪(當時年僅約二十歲，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後轉至警察總局，
激憤的群眾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民眾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臺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罷工、罷市，
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
還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群眾抗議中，發生零星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
之後抗議群眾集結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對市民無預警開槍掃射並造成傷亡，
使民眾情緒更為激昂。抗議民眾因此轉進公署附近的臺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
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
至此，長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情緒，加上臺灣行政長官處理不當，
因而從3月1日起，終於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7]。


228事件起始點：南京西路與延平北路交接的現況

2005年底被拆除殆盡的原天馬茶房舊址；空地上掛了條『向228英靈致敬』的布條。


　　3.2：初期的政治交涉與武裝衝突


一般認為，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暴動。[8]
之後所稱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
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9]。一方面，臺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
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
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10]。

陳儀以軍警開槍射殺民眾。各地起而反抗，台灣領袖謝雪紅在臺中以『推翻國民政府』作為號召，
發動反抗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11]，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勢力維持最久。
此外，較有規模的衝突還有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
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

依照李筱峰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初期出現許多台灣人遭到屠殺的事件


　　3.3：高雄的軍事鎮壓



由國民黨軍隊操作、架設在救火車上的機關槍。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臺南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詳細拍攝日期不詳。


3月2日～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臺北與臺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
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轟與掃射，
並在3月6日派遣軍隊攻擊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今 高雄中學），
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這場攻擊行動中喪生，或是被逮捕後處死。


　　3.4：國民政府派軍來台

陳儀錶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
但事實上陳儀在致蔣中正電函中以『台灣民眾缺乏國家意識，易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
「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姦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
「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
暗中要求國民黨中央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3月8日，即使已有蔣渭川等人致電蔣中正，
說明實際情形並請求暫緩派兵，當時的國軍三軍總司令蔣中正仍然在未查明實情狀況下
火速調派軍隊（21師整編師）前往基隆，對台灣民眾展開"無差別"屠殺。
這些國民政府派遣的軍隊至各地隨意開槍掃射，使得各地民兵面對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迅速潰敗，
連擁有警察武裝的臺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脈入口南投縣埔里鄉並自行解散。
到了3月17日，國民政府便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


　　3.5：清鄉、掃蕩與屠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錶面上也暫時結束。但實際上各地的屠殺行動，
也就是政府所宣佈的清鄉工作在這之後才正式展開，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12]。
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13]，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
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14]。

在4月18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其中包括謝雪紅、廖文毅、蔣渭川等共30個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事件發生。
在基隆和平島的沖繩人聚落，約有30餘名在國民軍隊上岸後的掃蕩中遇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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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各族群在事件中的角色


　　4.1：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
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16]，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
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
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
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族部隊撤回山上。


　　4.2：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17]，
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
此外反抗行動當中可能也有流氓地痞參與，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本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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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影響



二二八紀念碑


二二八紀念碑內部之甕與手印


根據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
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
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但是，在這次事件以後，
面對國民黨政府針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仇恨逐漸加深，
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追求獨立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18]，
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詞，
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19]
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
『二二八』已成為台灣人共同的夢魘、族群的共同潛意識；
台灣人的意識、精神、情操、人間形象、人生理想，藝術創造，價值觀念等等，都隱含了『二二八』的因子。[20]

因為二二八事件多少牽涉到國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臺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外省人的欺壓，
而在228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之下，對此事件敢怒不敢言。
另一方面，在外省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事件等同為共產主義、
台獨，造成外省族群對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外省人在公家機關依然受到優先錄取，
並在商界得以先獲得有利消息，也導致本省人在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人的排斥[21]。
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英超之父張月澄和“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
是少數被釋放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
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英超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
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
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
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
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22]。

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比較不願意以軍公教為生，也是台灣軍公教人員外省籍比例較高的原因之一。

台灣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後，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幅滑落，許多知識份子不再談論或涉足政治，
而國民政府藉此加強對台灣地方的控制，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組織
（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政府機關與國民黨地方黨部，以賄選買票來左右選舉，
職位分贓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也是今日台灣黑金政治的遠因。近年來這些族群問題愈來愈激化，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仍然存在於大部分台灣人的心中，並表現在言論和行為上，可見此事件對台灣有著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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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受害者的平反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
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
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
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
‎‎台灣進行民主化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開始受到政府的平反。
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
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
1996年，擔任臺北市長的陳水扁宣佈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
並把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臺北新公園改名爲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
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
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該事件歷史事件的追訴、
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同年，台灣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和平紀念日，並為國定假日。
除了政府之外，中國國民黨前後任主席連戰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
其中，外省籍知名政治人物馬英九則於2006年將此事件解釋為「官逼民反」。
1997年2月28日，臺北228紀念館於臺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開館。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臺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週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臺灣教育會館)將在當日正式揭牌成立，預定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然而，一般認為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卻一直不願公開予民眾、學者進行研究，除招惹心虛之議，更是對二二八平反的未竟之業樹立警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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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政府態度


二二八事件早期在台灣為較為敏感話題，過去政府對於事件的原因有各種不同解釋，
例如1988年擔任行政院長的俞國華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發事件來擴大事端」，
又說「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紛爭，自古已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州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
1989年擔任國防部長的鄭為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謝雪紅等共黨分子「幕後策劃」，[23]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危害人類」的作為，沒有明確歉意。

直到解嚴後，才有較為明顯的檢討與大規模公開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為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起立默哀一分鐘、
新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第三冊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
於1995年將臺北市的新公園改為二二八紀念公園，並建立『228紀念碑』，
當時總統李登輝先生親臨落成典禮並公開正式向受難家屬道歉，同年公佈『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行政院並成立『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受理228補償申請、核發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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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兩岸對二二八事件的評價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進黨上臺前，稱二二八為一場叛亂，解嚴前更認為二二八是中共當局所策動的騷亂[24]。後來民進黨上臺後才正名為二二八事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二二八事件為所謂「二二八起義」，對起事者予以贊同態度。香港主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香港親中媒體大公報在報導二二八事件時亦多用起義形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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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二二八事件受難者


　　9.1：罹難人數

二二八事件中犧牲受難者的詳細明確數目因發生年代久遠，加上國民政府的刻意漠視，一直都有所爭議。
若引自若林正丈[26]，他的估算數字是150,000人至280,000人。事實上由於種種原因，例如當時政府所主導的濫殺行動，
很多沒有書面資料遺留，各界對二二八事件確實的犧牲者人數，一直有極不一致的估算。從不到一千人[27]，一直到十幾萬人不等[28]。中間的數字則約是一萬至三萬人，
例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數字是10,000以下。李喬則推估死亡人數為18000人左右。[29]


　　9.2：受難者列表。（這個項目請詳細看，是受害者的靈魂與血淚）

以下所列人物，僅限於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後的屠殺行動中喪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獄者則不記；
由於該事件受難者過多，這裡只是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備代表性。並按照受難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陳澄波：畫家；時任嘉義市參議員，擔任和平使者去水上飛機場慰問國軍，卻被逮捕，
　　　　未經審判公開槍斃於嘉義火車站前。

陳炘　：企業家，「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二二八事件」後被警察帶走而遇害。

陳能通：淡水中學校長。

蔣渭川：知名非武裝抗日人士蔣渭水[30][31]的弟弟。當時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
　　　　蔣渭川逃過一劫，但其親人遭到殺害。蔣渭川雖然還是與國民黨合作，
　　　　但只是樣版，而且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盧園　：淡水中學化學老師。三芝北新莊田心仔人。訂婚當日早上，聽聞陳能通校長長女之哀求，
　　　　出門查看校長而遭兩個持槍士兵射擊中彈。陸路封鎖，經淡水河以舢舨送雙連馬偕救治，不治身亡。

郭章垣：宜蘭醫院院長；遺言：「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李瑞峰：律師。

李瑞漢：曾任臺北律師公會會長。

林連宗：台灣前制憲國大代表、台灣省參議員、台灣省律師公會會長、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二二八事件」死難者。

林茂生：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1929年）；曾於終戰後協助接收台灣大學，
　　　　並創辦《台灣民報》；「二二八事件」後無故被捕，一去不回。

呂赫若：日治時期作家，本名呂石雄；「二二八事件」後逃入臺北縣石碇鄉鹿窟打游擊，
　　　　後來下落不明。（他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鹿窟紀念碑有提到）

阮朝日：《台灣新生報》總經理，「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女兒阮美姝至今仍積極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2002年三月十二日曾在屏東設立私人紀念館
　　　　(阮朝日228紀念館)。2007年六月紀念館經營結束，文物分為四部份，分別保存於臺北的台灣神學院、
　　　　臺南的真理大學麻豆分校阮美姝228紀念室及施國政先生(阮朝日228紀念館執行長)。

施江南：醫學博士，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內科專攻。日治時期曾任臺北州議員、「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參事、
　　　　「台灣奉公醫師團」本部理事。戰後曾任「臺北市醫師公會」副會長、「台灣省科學振興會」主席。

宋斐如：行政長官公署唯一臺籍高級官員（教育處副處長），《人民導報》創辦人，
　　　　「二二八事件」後在自宅被強行逮捕，從此失蹤。

湯德章：律師。1946年參選省參議員，被列爲候補參議員。228事件爆發後，
　　　　3月6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臺南市分會」成立，被推爲治安組長。
　　　　3月11日被捕，3月12日，湯德章被反綁懸弔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托槍打斷，
　　　　在遭受酷刑後，雙腕被反綁，背後插有書寫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車，繞行市街，
　　　　然後押赴今日臺南市民生綠園(已更名為湯德章紀念公園)槍決。湯氏被槍決後，
　　　　士兵不讓他的家人立即收屍，任其屍體暴露，經過家人一再哀求，才準許以毛氈覆屍，
　　　　但屍體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國府派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宣撫」。
　　　　白氏來台後，下令將被關在軍法看守所的所謂「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台灣高等法院審理，
　　　　結果高等法院的判決書下來----「湯德章無罪！」

王添灯：日治時期實業家，戰後曾任《人民導報》社長；「二二八事件」中被憲兵用汽油燒死。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二二八事件」中被處死。

吳金鍊：《台灣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日治時期曾任《台灣新民報》臺南支局長、宜蘭支局長，
　　　　並曾任職於總社社會部、政治部。因刊登「二二八事件」之報導被害。

吳鴻麒：戰後曾任台灣高等法院推事；「二二八事件」中在法院被帶走，四、五天後，陳屍於南港坑道口。吳伯雄的伯父。

蕭朝金：日治時期牧師；「二二八事件」時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一去不回，遭槍斃。

許錫謙：花蓮人。戰後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花蓮分團，擔任宣傳幹事及該團７名幹事之一，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擔任「青年大同盟」總指揮，「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花蓮分會」成立後
　　　　為該會重要幹部。後走避臺北，經當時官派花蓮縣長張文成及憲兵隊遊說其叔父勸說回鄉，
　　　　於返回花蓮途中遭埋伏的軍憲人員捕殺。楊照的外祖父。

張七郎：醫師；曾任花蓮縣參議會議長、台灣省制憲國代；「二二八事件」後，
　　　　與其三弟張果仁醫師與長子張依仁被軍隊帶走，一家三口均遭殺身之禍。

朱點人：日治時期作家；在「二二八事件」時遇害。
　　　　（1949年過世，不能算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這是白色恐怖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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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８大屠殺事件始末】：